为什么涉嫌漏诊的韩杰医生成了罪犯，而连续把人治成植物人的省二医却成了行业楷模？

不久前，我陆续就那个骇人听闻的医疗纠纷咨询案例，发表了三篇文章： 文章发出后，大量读者给我留言，其中一位读者的留言尤其扎心，家属和我看后，都不禁唏嘘。 这位读者的评论，涉及医方责任、个案正义、医患伦理等问题。在我看来，非常具有代表性，折射出一些医务人员看待当下医患纠纷的典型心态。 最近，一位叫韩杰的民营医院医生，因涉嫌漏诊而被判医疗事故罪，未决羁押一年，折抵刑期后出狱，在医疗界引起轩然大波。很多法律人、医生都写文章为韩杰医生鸣冤叫屈。我的公众号也刊登了一篇投稿文章为韩杰医生鸣不平。 不知在这位读者看来，韩杰医生是否“严重不负责任”？被判有罪的他，是否得到了公正处理？舆论为韩杰医生鸣冤，是否会让你认为，是在给“不那么权力滔天”的当地医学会、卫生行政机关、法院施压？…… 从韩杰医生的案情，回看邱志刚与省二医之间的医疗纠纷，我不禁要问： 为什么涉嫌漏诊的韩杰医生成了罪犯，而连续把人治成植物人的省二医却成了广东省医疗界的行业楷模（即：广东省医学会的副会长单位）？ 下面结合这位读者的评论，我从“医方责任、个案正义”两个角度探讨这一问题，最后再谈谈我的看法。 一、相比韩杰，省二医是否严重不负责任？ 1、该读者认为，本案主要责任在省二医。 但实际上，医调委仅答应让省二医承担40%的责任（在法律上这叫“ 次要责任 ”），且不给出任何理由。 即使这一责任比例有违立场倾向省二医的、医务人员的判断，即使在责任划分后有大量新证据出现，医调委也拒绝再次召开专家评议会以再次评定省二医的责任比例。 2、该读者认为，部分房颤本身就有手术指征。那本案患者邱志刚有没有手术指征呢？ 这个问题很关键，涉及对省二医责任程度的评判。 虽然该问题是一个需要临床医学专业知识才能回答的问题，但普通人并非不能进行判断。 因为现代医学的最大特点，就是“循证”： 诊疗必须建立在证据之上，必须接受诊疗规范、法律的约束。而诊疗规范、证据甚至法律，也必须经过验证和证伪 ： 诊疗活动必须在可验证的范围内开展 诊疗活动必须在被证伪的范围内禁止 在尚未验证又尚未证伪的领域，则需要以考虑法律、证据等因素，依法控制诊疗活动开展的范围 这和现代法治 “有一分证据，说一分话” 的思路是高度契合的。对此，我国颁布的 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 已有详细的规定；而 《民法典》第1222条 也规定，违反法律法规、诊疗规范的诊疗行为，即被推定为有过错，且这一推定，根据 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(新编版)·民事卷IV》2841页，观点编号1220 ，是不可推翻的。 因此， 法律规定了诊疗行为有 接受法律、诊疗规范审查的机制。 同时， 法律也间接规定了普通人应当具备“医学法律式审查”的能力 ，因为 《民法典》第1219条 规定， 患者在接受高风险诊疗前，拥有知情同意权 。 显然，法律这样规定，是 对医患双方在诊疗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主体性的共同尊重 ： 医方拟实施的高风险诊疗行为，有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撑？ 医方实施前，是否依法对患方履行了知情告知义务？ 患方是否充分理解自身病情以及该诊疗行为的利弊，并由此作出授权医方实施该诊疗行为的决定？ 由此，医患双方在诊疗活动中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，才可能被认识和界定。 回到本案的手术指征问题，可将上述 “医学法律式审查” 分为四步： 第一层：确认事实：以法律、病历、常识为依据 病历记录是否合法？是否合乎常理？ 房颤是什么类型？ 心电图有没有证实？ 发作多久？ 一个月几次？ 有无症状？ 左房多大？ 第二层：寻找规范：以诊疗规范、法律、常识为依据 2023年《心房颤动诊断和治疗中国指南》 2022年《中国孤立性房颤复合消融治疗专家共识》 《2021 心房颤动：目前的认识和治疗建议》 2022年的《心脏介入诊疗术中并发急性心脏压塞急救与护理专家共识》 全国心律失常领域专家联合编撰的大型工具书《心房颤动（2017）》 第三层：把事实代入法律、诊疗规范 “根据法律，病历记录是否符合常理？” “按照指南，病历记录能否证明患者有手术指征？” 第四层：对诊疗活动进行评价 “医生判断邱志刚有手术指征，是否合法合规？” 因此，对“本案死者邱志刚在手术前有没有房颤射频消融术手术指征？”这个问题，读者通过上述四个步骤，不难凭自己的理性得出答案。 2023年版诊疗规范 《心房颤动诊断和治疗中国指南》 对 “房颤导管消融术手术适应症” 的描述是： “对于拟行房颤导管消融的患者，应进行 全面的临床评估 ，包括识别并纠正 导致房颤发生的可逆性因素 、评估 手术风险与复发风险 、 对预后的影响 等，并 充分考虑患者意愿 。” 什么是“ 导致房颤发生的可逆性因素 ”？上述诊疗规范记载： “房颤发病机制复杂，多方面因素均可增加房颤易感性，促进房颤的发生、维持，包括年龄增加、原发疾病、不健康生活方式、遗传等。此外，严